诚并不是一个先验的概念，所有把儒家之诚看做先验的观念都忽视了诚是实存的，它是儒家在经验基础上总结而来的，换句话说，宇宙的创生变化向人类完全展现了诚，它首先是一种现象，而儒家在观象后将其总结概括并给予伦理属性，命名为诚。

(91)在他看来，孔子之所用心，必求于人文社会整体大道有所见，非可以哲学、文学、史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等来限定。宋明儒以师道自任，但钱穆解释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时则强调：心得亦非凭空自创，乃从旧闻中开悟新知，使内外新旧融会成一，如是始可谓之学。

因此他虽然认为孔学是史学心学二维相须，但终究偏于史学。但平心而论，其对陆王心学的批评未可完全接受，因为程朱也都自认是接续孟子殁后不传之道统而来，非止陆王如是也。其实只是从历史心与文化心来认取现前个体心之有其相互同然处。(64)此即是看到了孔子之重行事，而非单纯地空言义理。其中体现出了钱穆以《春秋》理解《论语》之痕迹，即《春秋》重行事，轻视空言思辨。

(84)钱穆：《心与性情与好恶》，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(二)，三联书店，2009年，第89页。④人格完成之道就是人道，而必本于心地修养。胡适之先生的更浅，亦很行。

我自己回想当初为甚么好用心思，大概就是由于我易有这样感觉吧。哲学就不像这样，不仅要有天才，并且还要下功夫，才有成功的希望。因为这是他自己的，纵然不高深，却是心得，而亲切有味。虽说今日我亦颇知尊重学问家，可惜我自己做不来。

而所谓高明正无奥义可言，亦不过俗祛蔽解之真到家者耳。待得上边枝叶扶疏，下边根深蒂固，学问便成了。

我在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自序中说：我完全没有想学哲学，但常常好用心思。除了只费十几天的功夫很匆率地翻阅一过《段注说文》之外，对于文字学并无研究，所以在国学方面，求学的工具和根柢也没有。美其名曰主见亦可，斥之曰偏见亦可。心思之用又别有在，若不如是不得心安者。

所以今天向大家自白，让大家能明白我是怎样的人，真是再好不过。在座各位，今天承中山大学哲学会请我来演讲。那末就劝大家不要为前头的哲学家吓住，不要怕主见之不对而致不要主见。后此不知如何，终恐草草负此生耳。

如果我想引用一句古书，必定要翻书才行。问题之不可轻谈，前人所看之高过我，天地间事理为我未及知者之尽多，乃打下了一向的粗心浮气。

我是什么都没有的人，实在无从讲学问。到现在我才只是一个中学毕业生。

哲学是个极奇怪的东西：一方面是尽人应该学之学，而在他一方面却又不是尽人可学之学。(七) 旁人得失长短一望而知 这时候学问过程里面的甘苦都尝过了，再看旁人的见解主张，其中得失长短都能够看出来。有人以为宇宙人生是神秘不可解，其实非也。这时对于一切异说杂见都没有摇惑，而身心通泰，怡然有以自得。(四) 学然后知不足 古人说学然后知不足，真是不错。问你，柏拉图懂吗？懂。

中山大学是华南最高的研究学问的地方，我在此地演讲，很是荣幸，大家的欢迎却不敢当。眼前若有了两个道理或更多的道理，心中便没了道理，很是不安，却又丢不开，如是就占住了脑海。

因为他们自己头脑简单，却说人家头脑简单。人问柏拉图你懂吗？不懂。

有所见便想把这所见贯通于一切，而使成普遍的道理。他以为你们总不出乎此。

而其不可作如是观，不可以是求之，则逐渐昭示于人。学问不学问，却不在读书之多少。大学的学生原是在乎深造于学问的，本来不在乎社会的应用的，他的话一半是说笑话，自不很对。所以我也不能不替哲学系的同学发愁。

这些问题又最普遍，可以说是寻常到处遇得着。人家这样说他承认不错，人家那样说他亦相信有理。

因为自己非常担心的原故，不但人家对佛家儒家的批评不能当做不看见。换句话讲，就是没有哲学天才的人，便不配学哲学。

并且自己留心去寻看有多少对我的批评。后四层，往最好里说，亦不过庶几望见之耳——只是望见，非能实有诸己。

虽问题有转变而前后非一，但半生中一时期都有一个问题没有摆脱，由此问题移入彼问题，由前一时期进到后一时期。隔膜，非求了解他不可。但有一点，就是学哲学一定没有结果，这一点是真的。(三) 此后看书听话乃能得益 大约自此以后乃可算会读书了。

甚么是哲学的道理？就是偏见。走上了，就走不下来，只得一直走去。

从起初到今天，常常在研究解决问题，而解决不完，心思之用亦欲罢不能，只好由它如此。反之，一篇文里引书越多的一定越不会读书。

当我觉出有两个道理的时候，我即失了主见，便不知要哪样才好。从七八岁起即习ABC，但到现在也没学好。